怎样用“拿来主义”读《拿来主义》下

徐江老师为什么能“拿来”


天津中学    吴奇


   《拿来主义》是中学教材中的经典篇目,各种解读不计其数,纵观起来不外乎有这么几种,中规中矩式,拓展延伸式,克隆重组式;个人质疑、自主解读的鲜见。偶得机缘,亲炙徐江老师上《拿来主义》。徐江老师的解读不落窠臼,别具一格,大大超越常规解读。聆听徐老师的别样解读,令我大开眼界,给我以启迪,让我从中学到智慧。


一、经典文本中的缺陷也是经典的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经典也会有缺陷,但能够发现经典的缺陷却需要精益求精的能力。作为教师而言就是要有自主意识。有了自主意识,教师才能不惟上、不惟教参,才能敢于质疑。这是独立分析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教师才会把经典文本的缺陷拿来作为宝贵的教学资源,才能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


新课改积极提倡“学生自主学习”,这是符合学习规律的。可现实中知易行难,说和做并没有统一,学生的自主学习大多是“被自主”。因为缺少有自主教学意识教者的教,学生并不怎么知道什么是“自主学习”。比如学习《拿来主义》,有几个学生能“自主”地发现徐老师所讲到的这些问题呢?即使是普通教师也很难发现。这种自主教学意识的缺失或淡薄是很可怕的。因此,我们亟需构建一种新的阅读教学文化——教师要有自主教学意识,能自主地进行教学。很难设想,没有自主教学意识的教师能够培养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面对经典作品,我们是“一面倒”的跪下崇拜,还是挺直身子学术探讨?这是对教者是否有自主教学意识的考验。有些教师受“为尊者讳”的影响,或者以此为借口不敢对名家作品提出质疑。其实,在艺术面前,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能以为尊者讳为借口,对《拿来主义》只作一面倒的赞美性教学。


    在课例中,徐老师认为鲁迅先生的论证过程中充满悖论。



其一,选择喻体不当。鲁迅先生为了提出“拿来主义”,在开篇就构建平台,从“闭关主义”引出“送去主义”,然后根据我们传统“礼尚往来”原则,针对“送去主义”,提出“拿来主义”。拿来主义,是针对外国送来的或是从外国拿来的。


鲁迅先生在阐述什么是“拿来主义”之后,接着说明“怎样做才是‘拿来主义’”。鲁迅先生选择了用比喻来阐释,这样可以化深刻为通俗。不过,任何形象都要为文章主旨服务。选择什么样的喻体则关乎主旨的表达效果。 如果鲁迅先生选择的喻体一定是“房子”的话,那么是选择“哥特式别墅”?还是选择“大宅子”?哪一种更适合解释“拿来主义”?“哥特式别墅”属于外国的大房子,“大宅子”属于中国的大房子。根据论证相统一原则,鲁迅先生是针对“送去主义”提出“拿来主义”的,显然用“哥特式别墅”更好一些。而鲁迅先生以“大宅子”为喻讲“拿来主义”是不妥当的。


徐老师和学生一起分析后,提出自己的见解,“鲁迅先生还应该在文中对‘拿来主义’作一下扩展性解释,不仅仅是对国外的东西如何‘拿来’,也不仅仅是民族的‘拿来’,这个‘拿来主义’应是广义的。从对外到对内,从民族到个人,在这样扩展性的基础上才可以讲到大宅子。没有这样的扩展性过渡论证,直接讲到如何对‘大宅子’,严格说有转移论证话题之嫌。”我以为徐老师的分析是很中肯的。由于作者选择用“大宅子”,给很多读者带来误读,把文章的主旨当做“如何继承古代文化”。


其二,“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与“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构成矛盾。


我们常说的“拿来”,是一种动作行为,比如,把茶杯拿来,把书拿来,这不怎么需要理性思维。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是经过理性思维之后的行动。


“不管三七二十一”是指行动之前的态度,有“智”地敢于做某事叫做“勇”;不加思考地敢于做某事叫做“莽”。理智的人做事首先是要搞准“三七二十一”,再去“占有”。“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句话的逻辑思维是辨别、挑选,有胆量,自己来拿,是在确认或者至少是自己认为有很好的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东西“拿来”。如果搞不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说拿来,就是盲目,冲动,蛮干。


通读全文,我发现作者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这句话意在突出勇气,是针对前文“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而言的。如果把文中“且不问他是骗来的……但是”这段话删掉,就不会出现矛盾。


提出质疑并不否定作品的经典意义,恰恰是在学习中质疑,在质疑中进一步学习。郭沫若先生在写剧本《屈原》时,写婵娟骂宋玉“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某演员提议应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把“是”改为“这”,结果情感立刻大变。郭沫若并没有拒绝或是恼怒而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我想徐江老师对《拿来主义》质疑,鲁迅先生若地下有知也不会恼怒的。另外,徐江老师提出这些质疑并不是故意找茬,而是要通过这种教学行为培养学生质疑意识,把学生教得聪明,让学生具有独立的意识。


 


二、经典文本的精华是需要哲学的眼光来发现


面对文本解读,很多教师只靠着“三宝”——教材、教参、电脑,做一些“复制、粘贴、整合”的工作,所得的都是“别人嚼过的馍”,所获得的大多是浮在文本表面的东西。至于文本的精华,想有所探寻的教师又因能力有限而无果。究其根本,其主要原因是缺少哲学思维。因为只有用哲学的思维做底蕴的人才能超越一般的解读,探寻到文本的精华。有人认为哲学很玄虚,故而懒得学习哲学。其实,哲学就是生活智慧,你用,就离我们很近;不用,就离得很远。获得哲学思维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读书。徐老师就非常喜欢读哲学书籍,从他的文章中、言语中就能感知到的。


徐老师对文本解读的指导思想是“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所谓“超越文本体式的约束,走向哲学思维”,是指教者在备课的时候,不要局限在“文本体式”这个小圈圈里,“从这个小圈圈里走出去,飞出去,从更普遍更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去解读文本”。如此,特别是语文教师要挤出点儿时间去读书,耐下心来去读书,读点理论文章,学点儿哲学,尤其是有新思维、解放思想的哲学书籍。教师要能够站在哲学思维的层面上解读文本,“渐进实现语文课话语体系大改革”,把学生教得聪明起来,而不是愚化他们。


在课例中,徐老师始终在运用哲学眼光来解读文本。



首先,对送去主义和拿来主义的关系,徐老师运用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一般的教者把“送去主义”与“拿来主义”关系看做是“破立关系”,而徐老师认为,它们之间并不是“破立关系”,而是补充关系。鲁迅并不否定“送去”,而是否定“没有拿来”的送去,否定“一味送去”而不去拿来。


在此基础上,徐老师分析“送去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作者先提出现象,是为自己提出主张搭建平台,交代背景,体现出鲜明性、针对性、必要性。徐老师从写作角度认为作者针对当时一味送去的社会风气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交代写作缘由。这种写作章法叫“原起”。“原起者,起处原其所以然。”(《汉文典》)很显然,徐老师能够从现象看到本质,把隐藏在文本后面的论证关系开掘出来。


其实,这种章法并不是鲁迅首创,早在唐代韩愈在《师说》中就使用过,只是韩愈把当时社会耻于从师的社会风尚隐在文本中,而鲁迅是放在开篇,明显地摆出来。现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发对党八股》中把这种思维运用得更加纯熟。


其次,徐老师把鲁迅的拿来主义看做是“一种文化意识”,这是一种整体思维,体现的是思维的深刻性。一般教者把“拿来主义”当做一种方法,没有上升到文化层面来认识。徐老师抓住人们常忽视的“礼尚往来”这个词,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深刻理解“礼尚往来”,其中,“礼”就是行为的具体准则,而遵循礼尤须智,即鲁迅先生所说的“运用脑髓、放出眼光”。


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他的理想:“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这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构想,拿来主义是鲁迅为建设新文化所提出的主张,颇有强烈的爱国情感,即匹夫意识。这点一般的教者没有意识到。在课例中,徐老师不但注意到了,而且还把“拿来主义”提升到文化意识上来。


徐老师给“拿来主义”作一个定义性的判断——所谓“拿来主义”是指一个具有开放意识的民族或个人,在各种交流、沟通活动中,面对对方的发展经验“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这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沟通交往中要遵循的准则,也是具体的方法。徐老师在此基础上又把“拿来主义”的精华具体为——求主动,也就是“拿来”,“拿来”就主动;有分析,就是用“脑髓”,放“眼光”;能致用,也就是或“用”、或“存”、或“毁”,不是为“拿来”而“拿来”。


对于“拿来主义”,一般教者把作者的解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当做文本的主旨,而徐老师则认为“拿来主义是一种文化意识”才是文本的主旨,这需要教者的洞察力。


当下,我们新课程改革亟需这种文化意识,如果我们用这样文化意识去进行开放、交流、沟通、汲取,不但有“送去”的,而且还有“拿来”的,那么我们的新课程改革之路就不会坎坷。


再次,徐老师在质疑喻体时提出的证伪法也是需要哲学眼光的。证伪法也可以成为排除法,这是从不同角度而言的。在课上,徐老师明确告诉大家,在“大宅子”比喻论证中鲁迅先生使用的是“证伪法”,或者说叫“排除法”。这种方法的基本原则是论者面对所讨论的问题要尽可能多地提出各种可能有的想法、认识乃至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对这些可能有的主张一一进行论证,分析其可能存在的弊端或具有的消极影响,最后确认负面影响较小、正确度较大的想法、认识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自己的主张。这种思维的好处就是透明度较高,论者把人们可能有的各种思想、主张尽可能“全”地展示出来,然后一一阐释其不合理性,进行排除,在这样的排除过程中就解决了人们可能存在的错误想法,说服力强,最后接受论者没有排除的那一种。


   试想,如果徐老师看不出隐藏在文中背后的论证思维,他还能举出那么恰当的高考作文试题来加深学生对“证伪法”的认知吗?自然使学生获得生存实践智慧就会成为空话。


    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文本中的精华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哲学理论,也没有实践。是我们很少读哲学书籍,没有意识、没有能力来开掘文本的精华。由此可知,读书、实践是教师提高自己教学能力的不二法门。


三、经典文本的解读要学以致用


    孔子曾经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足以说明学以致用的重要性。文本解读不仅仅是为解读而解读,还要在解读基础上会用。我们常说“学以致用”,但大多数教师把功夫都下在“学”上,把“获取知识”当做主要教学任务,很少在“用”方面下功夫。“用”是指教师能够从文本中挖掘出能够使人生存的智慧,并能够自己运用,还能让学生学会使用。


面对《拿来主义》,一般的教者的“学以致用”大多是学完课文,让学生联系实际写篇作文,很少对作文题有更多的考量。而徐老师的“用”则很有讲究地用。


    其一,自己会运用。徐江老师重读《拿来主义》缘于参与某教研室一次教研活动之后,听完老师上课之后,深感忧虑。于是带着研究的目的重读文本,徐老师没有看教参,以文本为核心,我称之为“硬读”。徐老师的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心中有了目标,把研究意识变成了无意识,在阅读其他文章时,能够捕捉到极为有用的信息,为自己的研究找到根据。比如,在课中徐老师使用“欲望是存在的欠缺”这句话,其实这是徐老师在研究文本时看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捕捉到的自己能够理解又非常有用的信息。明人吕坤在《呻吟语》(卷二之问学)中曾说,“诵诗读书时便想曰:‘此看可以为我某事之法,可以药我某事之病’如此则临事时触之即应,不待思索矣。”徐老师正是这样做的,不但“博学”还能“自得之”。


徐老师硬读文本,从文本中获得“拿来主义”,并能理解其深刻内涵;尔后是用“拿来主义”读《拿来主义》,用“拿来主义”教《拿来主义》。这是一种智慧的用。


其二,指导学生会运用所学之法。徐老师的指导高人一筹,把文本中的生存智慧与高考作文对接。他善于选择高考作文题让学生来练。这样做可以大大刺激亦或激发学生对所学之法的感知。在这个基础上,徐老师布置作文题“‘欲望’与‘拿来’”进行训练。如此理性的应试才是真正的应试,这样的训练才会让学生学会写作的真本领。


    孟子云:“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心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用”的重要性。


 


      


 

《怎样用“拿来主义”读《拿来主义》下》有1个想法

  1. 2013年下半年征稿通知!!!

    《新课程》《新课程学习》省一级教育类期刊,《现代阅读》《高中数理化》国家一级教育类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正规刊物,中国知网 全文收录,三号全,全国公开发行。
    《少年素质教育报》知网全文收录,订阅报纸,可免费刊登校园新闻稿件。
    责任编辑:
    程耀东(身份可以核实)

    联系方式:【手机】13041136186 【QQ】366861001

    投稿邮箱: chengyaodong2008@126.com
    http://user.qzone.qq.com/366861001/blog/1370128459

发表评论